面向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教师能力建设:政策研究与经验反思——基于政策工具视角

一、问题的提出

 
  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师。一支高质量教师队伍,是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第一资源和基本保障。随着数字科技迅猛发展,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变革性推动教育发展。新时代基础教育教师是教育数字化战略得以落地的关键动力[1-3]。2022年4月,教育部教印发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语文等16个科目课程标准(2022年版),其中思想性、跨学科、核心素养和实践应用与之前的2001版都截然不同。“素养导向”是2022年新课标的核心变化,要求教师提升学科能力,更加注重知识的内化、实践与运用,以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为抓手,高效、灵活、个性化地运用技术,承担未来教师的角色与育人担当,对教师的数字素养水平和综合能力都提出更高要求[4]

  政策是宏观发展路线的阐述[5],运用政策分析工具不仅可以透彻剖析政策结构,还能够更好地把握发展脉络[6]。教师队伍建设政策也是教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更好地探究我国基础教育教师能力建设的发展演变规律,本研究剖析教育政策文本,关注教育政策的操作性、环境与资源匹配等问题,探究不同时段政策的发展特征,观测教师能力建设是否平衡,反思分析结果,为我国义务教育阶段教师能力发展提供对策建议。

二、研究现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教育部2022年工作要点也明确提出“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教育数字化的大力推进,对教师队伍水平提出新要求[7]。然而,很多研究发现:在多样态、泛在化的数字化教学应用迭代更新中,教师缺乏信息素养会导致课程设计难、教学评价难、课堂监管难等系列问题[8],还会出现盲目追求新技术的误区。以生成式大模型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改变传统教师角色定位,其具备的“智能对话”“智能导师”等功能,对教师的教研教学能力形成强力的渗透性和颠覆性影响。教师在数智应用方面的“应用鸿沟”正在进一步加深,更遑论更高阶的数字能力[9]。因此,分析和总结教师能力和素养的相关经验,为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教师能力提升提供切实有效的对策和建议,是解决上述困境的重要途径。

  教师能力体系一直是研究领域的重点。传统的教师能力由教学能力、专业知识、表达沟通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构成[10][11]。教育教学是与人打交道的过程,需要教师具有良好的人际沟通和团队合作[12]等基本能力。同时,作为教师职业的责任和义务,教育教学能力是教师核心能力体系的中心[13]。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TPACK)框架是对教育教学能力提出的新要求。应用信息技术,教师可以针对教学问题,以创造性的方式来设计教学技巧、教学方案或者教学资源[14]。TPACK是教育教学能力评价的新框架[15],强调技术知识、学科内容知识及教学法知识之间的融合动态关系[16]。2018年,教育部印发《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强调教师需要提升教学创新能力,突破枯燥、单一的传递式教学,注重现代化技术和多样化授课方式的结合与运用,以更好促进学生关键能力和必备品格的有效发展。卓越教师核心应该是职业道德素养、学科专业素养、教育教学素养、信息诊断素养和学习反思素养的有机耦合[17]。2022年,教育部发布《教师数字素养》教育行业标准,其中一级维度包括数字化意识、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数字化应用、数字社会责任、专业发展五个方面,指导教师不断突破自我,学习新技能,提高教育能力和素养。

  为支持教师队伍发展,教育政策的研究也逐步得到关注。但是,现有研究很少从政策工具视角进行教育政策文本分析[18]。基于此,本研究以近十年教师政策文本为数据分析来源,以政策工具为理论基础,构建“政策工具—政策内容要素”分析框架,并以教师能力、教师素养、机制保障作为文本分析体系,形成互相耦合的指标体系,剖析我国基础教育教师能力发展的均衡问题,为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教师能力的提升提出可行性建议。

三、研究过程
 

  (一)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源于近10年的教育政策文本。第一步,确定数据源。对教育部有关政策文本进行筛选,搜索关键词后选择“公开”标签,减少无关文本。本研究保留教育领域领导重要讲话内容作为政策文本。第二步,清洗。在获取政策标题、政策发布时间和包含搜索词的内容文本三个字段数据后,依据标题对数据进行初步去重,得到338条有关政策。第三步,筛选。在保证文本精准的情况下,剔除内容无关文本,最终获得政策文件90条。

  关键词包括:基础教育、教师发展、教师管理、教师能力、教师质量、新课标、农村教育、基层教育、课程教学、教育公平、基础教育、教育数字化、教育信息。

  (二)分析工具和指标框架

  教育政策是以文本形式存在的特殊形式的分析对象,有学者提出五种政策工具开展政策分析,分别是命令性工具、激励性工具、能力建设工具、系统变革工具、劝告或劝诱工具[19]。本研究借鉴教育政策工具分析逻辑,从能力建设工具和激励性工具视角对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政策进行比较与分析,通过构建二维分析框架,对教师的信息化能力、数字素养等重要性分布与发展趋势进行量化分析;并在激励性工具视角下构建保障机制维度,充分挖掘教师发展的阶段特征和差异。

  本研究基于政策工具理论和教师能力框架细化指标框:首先,能力体系来源于教师核心素养和能力的双螺旋结构模型、欧盟教师核心能力素养框架、TPACK、《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和UNESCO《教师ICT能力框架(第3版)》等(见表1),包含教学能力、专业知识、沟通交流、终身学习和ICT能力5个维度。其次,素养体系的数字素养维度来源于《欧洲教师素养及资格的共同标准》《教师数字素养》《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标准(试行)》《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课程标准(试行)》《面向教师的美国国家教育技术标准(2017版)》,包括数字化意识、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数字化应用、数字社会责任、专业发展、信息能力持续发展和评估素养7个维度。最后,基于政策文本资料,分析体系还补充了师资建设保障和教师基本信息,以辅助分析(见表1)。

表1   数据编码框架

  (三)信效度检验

  基于指标框架,在对相关理论知识、文本进行理解后背对背编码。第一轮Kappa系数为0.8,经过讨论明确框架后,编码员二轮编码Kappa系数为0.93,说明对文本和框架理解具有一致性,编码数据有效。

四、政策文本量化分析
 

  (一)政策数量变化和关键词分布

  本研究利用Python语言编写数据分析程序,进行基本量化分析,包括项目发布数量变化、主题内容分布、关键词词云及词频统计。

  2012—2023年教育部发布的相关文件中,包含教师能力水平要求的公开文件(以下简称发文)共计88份,各年份发布公开文件数目没有固定要求。但是,2012—2018年,发文数目呈现区间波动趋势;2019—2023年,发文数目相较前期有了较大提升,2019年处于发文峰值,数量为11篇(见图1)。

图1   发文数量统计

  发文比例相对较多的类型为“教育综合管理”“教育信息化”“基础教育”,数量分别为24份、19份、15份;较少为“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和“领导讲话”(见图2)。教育综合管理是发文比例最高的类型,主题不仅包含教育事务的日常性管理,还包含教师、学生、学校、各地领导部门等多个维度。电化教育是近10年以来教育部政策文件关注的重点,强调各学校基础智能设备提升和地区间均衡发展。由于教育综合管理、基础教育、司局通知中几乎都涉及智能化教育的相关内容,因此涉及电化教育的政策文本关注度处于第一。“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政策文件中主要关注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要求教师在育人过程中拥有全面的通识知识,将全面发展的思路贯彻落实到教学的每一步。近年来,政策文件中不断强调体育类、艺术类、劳动类和科学类教师录用程序和保障机制的重要性,不断完善教师职业发展道路,提升各学科教师的综合教学水平。

图2   发文类型统计

  词云分析结果如图3所示。在将无意义词语设置为停用词后,鉴于“教育”和“教师”在政策文件搜索时作为关键词进行使用,故而将这两个词语也同步到词云停用词列表中。在规范主体方面,政策文本除了关注“教师”外,也将关注点聚焦于学校建设和学生培养,尤其是中小学学生的学习与管理、课程改革、资源配备。按照时间顺序高频词的差异发现,与乡村教育发展相关的关键词逐步增多,尤其是教育信息化建设、教师能力、教育均衡发展。

图3   政策文本词云分析

  (二)“能力—素养—基础保障”框架分析

  教师能力指标方面,时间与发文数呈一致趋势,推知我国教师能力体系处于稳定状态(见图4)。 

图4   一级维度年度分布图

  “能力—素养”指标分析如图5所示。整体来看,素养体系占据所有数据的40%,能力指标占60%。但是在二级维度中,各有不同。这一数据分析结果与2023年1月教育部提出将数字化融入新时代中小学学科领军教师示范性培训的内容相一致,教育部印发的《关于组织实施新时代中小学学科领军教师示范性培训(2023—2024年)的通知》,更加说明教师的基本学科能力和教学能力的重要性,强调将数字化融入中小学教师培养全过程。

图5   二级维度占比图

  师德师风建设尤其受到重视,每一份政策文件均着重强调提升教师队伍的职业道德水平。在教师队伍的建设过程中,对政治素养和职业道德提出了高标准、严要求。师德培训、师德考核、师德奖惩在政策文本中经常被提及,常用“严守”“第一位”“首要”等词语强调。此外,政治素养是教师素养体系中的关键指标,教育部重点强调教师政治素养提升,将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作为必修内容,要求教师加强自身思想理论建设,树立正确的观念导向,将立德树人的理念贯穿教书育人的全过程。

  (三)ICT能力与数字素养指标分析

  教师ICT能力建设方面,指标数与政策文本数基本呈现同向变化趋势。2018年与2019年是对教师数字素养关注度最高的两个年份,对比2013年前后有了较大提升,但在2019年之后逐渐趋于平稳,基本结束了2012—2017年的波动现象(见图6)。

图6   教师ICT能力建设节点变化

  (四)资源与保障体系分析

  资源与保障体系建设分别在2015—2016年度、2017—2020年度呈现波峰,相关年份的政策文本对教师保障体系的阐述较多。本研究选取三个频次最高的指标:分别从区域发展、教师待遇、培训质量三个角度分析政策工作重点。图7从整体来看均呈显著阶段差异,波峰在2014年、2016年和2019年前后,波谷出现在2013年、2017年和2021年前后。对比三个角度的节点数目,各个维度之间相互叠加:2012年“教师培训提升”节点数目呈现波峰,之后依次是“教师待遇”“区域发展”;而在2022年,节点数目最多的是“教师待遇”,其余两项数目相差不大。

图7   教师保障体系建设节点变化

  综合研究发现,教育政策文本内容逐步聚焦信息化、智能化和数字化时代下的教师能力和素养需求,关注专业培训、城乡教育差距、教师待遇等保障体系;同时表现出我国基础教育队伍在能力培训落实和城乡均衡方面面临挑战。

五、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1.义务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演变特征分析 

  本研究发现,近十年教育部发文呈现非线性关系,经计算后得出其直线拟合系数R方小于0.001,不符合线性原则(见图1)。但是,政策发布文本数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区间波动,呈现三个波峰。本研究划分四个阶段:

  探索奠基期(2015年之前)。2012年是教师改革发展的重要节点。在此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是各级单位主要遵循的法律和政策来源,但其中的内容过于宏观,对于教师队伍的建设没有明确的建设性意见。2012年,《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关于全面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等文件先后印发,教育信息化发展、教师队伍发展和乡村教育发展等重要议题纳入教育体系的工作重点,师德师风建设、专业素质建设和信息化知识获取能力建设得到持续推进。

  加速推进期(2016—2018年)。2016年是我国“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我国教育工作重点聚焦城乡义务教育改革、学校基础建设审查和改革层面,将保障机制和家庭教育作为工作重心。教师信息化建设在此阶段不断增长,部分发达地区教师已经开始由信息化知识获取能力向深化能力进行转变,城乡间基础ICT设备建设逐步增强。

  深化期(2019—2020年)。2019年作为教师队伍建设发展的关键节点,对中国基础教育事业发展有重要意义。2018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并在2019年开始逐步落实到各级地方政府。这也是我国首个关于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再次强调将立德树人作为教师发展中的重点,要求全面提升教师的思想道德水平,并完善相关奖惩制度。《意见》提出,教师培训体系和待遇保障体系仍然有待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依旧薄弱。2019年正式向社会发布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是中国首个以教育现代化为主题的中长期规划文件,对新时代教师队伍信息化能力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将教育信息化发展逐步覆盖各个学段。同年印发的《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对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教师能力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转型期(2021年至今)。2022年教育部发布《教师数字素养》教育行业标准。2023年5月,教育部印发《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深化行动方案》,提出充分利用数字化赋能基础教育,引导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常态化应用数字技术;还对在职教师的能力提升与培养工作提出了需求和要求,更加明确师范生培养目标。同年,教育部在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进展成效新闻发布会上提出大力加强教师培养,尤其是“从源头改善中小学教师队伍质量,加大对师范院校支持力度,提高师范专业生均拨款标准”,继续实施“国培计划”,注重教师成长发展。2024年,教育部在杭州召开教师队伍建设工作部署会,深入推进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建设。上述政策共同构成了中国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框架,旨在通过提升教师专业能力和待遇,推动教育质量的整体提升。

  2.政策文本分析

  本研究将能力和素养作为纵向维度、时间作为横向维度构成分析框架。图8表明政治素养、道德素养和教学能力持续被关注,在2019年时达到高峰。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教育部连续发布教育信息化的相关政策,强调ICT能力的重要性。这一点在2019年表现最为显著。政策文件中也开始关注ICT能力的相关保障。例如,如何利用信息化手段均衡城乡教育发展、进行教师信息化微能力培训等;尤其关注教师的信息获取能力,在教育发达地区强调信息深化和信息创造能力,但是教学能力的关注度下降。

图8 二级维度指标年度分布热力图

  图8中的白色方块表示终身学习能力和沟通交流能力,近几年关注度有所降低。在新的发展阶段,高质量教育必先打造一支高质量教师队伍,这支队伍才是教育的第一资源。因此,教师如何将师德师风、育人理念、政治素养融入课堂,将会成为接下来教师职业发展和教学能力提升的另一个重任。这些素养对于教师自身来讲,需要长期不断地学习,终身向先进思想靠拢。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提升交流能力和沟通技巧,而非生搬硬套地将具有高度凝练性的思想内涵传授给学生。这也成为我国教育优质化发展重点考虑的培训内容。

  3.教师能力、保障体系、区域差异的交叉分析

  本研究对教师能力、政策保障、乡村地区与整体规划、阶段进行交叉维度差异分析。编码数在时间维度体现政策关注度的变化:政策文本特别强调乡村地区以及整体规划层面上的差异,反映乡村地区关注倾斜程度。

  (1)“ICT能力—地区”差异分析

  从不同发展阶段的城乡区域比较来看,不论是乡村地区还是整体规划,现有政策都对ICT能力提出了高要求。知识获取能力层面,我国政策的要求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第二阶段呈现峰值;知识深化能力层面,呈现先下降后显著上升的趋势;知识创造能力层面,呈现逐步上升状态。我国对教师ICT能力建设的要求,已经从知识获取层面逐步进阶到知识深化层面,并显示出进一步向知识创造能力进阶的可能性。然而,我国地区规划中的不平衡现象仍然值得关注,部分发达地区教师相较于乡村地区教师已经提前进入ICT知识创造能力阶段,但乡村地区教师ICT能力仍然与平均水平有着显著差距。

  (2)“待遇——地区”差异分析   

  从教师待遇角度来看,乡村地区教师待遇的提升在整体政策规划中占较大比重,且与整体规划呈现同方向增长趋势。国家持续提高乡村教师待遇,并通过提升教师待遇等政策来吸引更多就业学生前往乡村地区或民族聚集地工作,很多政策内容都提到“相关政策要向乡村地区或欠发达地区倾斜”。

  (3)“保障体系—地区—发展阶段”差异分析

  从对前三个发展阶段不同区域保障体系的比较来看,无论是整体规划还是乡村地区保障都呈现出缓慢上升的态势,且乡村地区的保障占比较为稳定,约三分之一的关键词集中在乡村地区保障方面。 

  此外,对教师ICT能力建设与信息化保障间的差异分析发现,两个层级的编码都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见图9)。乡村教师ICT能力要求占整体规划的比重,显著低于乡村地区设备保障占整体规划的比重。也就是说,当前乡村教师的ICT能力建设仍然存在不足,设备保障的供给速率已经高于教师信息技术能力的发展速率。

图9 不同地区信息化保障与教师ICT能力差异分析

  教师ICT能力将成为未来教育发展的关键因素。教师ICT能力建设从教师知识获取能力,逐渐深入到知识深化能力和创造能力。但是,我国整体教育水平体现出教师微能力略有不均衡,如教师信息化能力和数字素养的城乡差异,表现在乡村地区教师ICT能力进步程度显著低于城市。新冠疫情期间,突发应急事件对ICT基础保障产生巨大缺口,基础设施配备和教师ICT能力表现出明显被动式提升,教育部从强调“教师信息知识深化和创新能力”又重新转向“教师信息知识获取能力”。

  在保障体系中,我国教育政策主要聚焦三个方面。一是教师培训质量。国培计划是提升教师能力的专项国家培训。在教育技术不断发展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的两个背景下,国培计划不仅注重教师师德师风建设和专业能力提升,还将关注点放到教师ICT能力的提升上。国培计划分层次执行,保证各层次教师均有提升,尽快达成乡村教师ICT能力的全覆盖提升,完成从信息知识获取能力向知识深化和知识创造能力的提升。二是地区差异问题。当前我国城乡差距依然较大,随着教育政策的不断落实,基础性保障设施逐步完善,国培省培等培训计划覆盖更多地区,教师培训数量有了明显提升。三是教师待遇问题。各类政策文本都会提及教师待遇提升的相关举措,从教师考核、晋升、生活等多个方面保障,对民族地区、乡村地区以及采取寄宿制的学校等按照一定程度增加待遇,保证编制数量。

  (二)反思与建议

  基于政策工具分析发现,政策聚焦宏观教育变革,教师能力建设总体平衡,处于动态平衡和稳步精进的状态(见图1、图4)。内容方面,政策实施覆盖面逐步扩大,形成从标杆校到示范区,从点到面,从面到整体的发展路径。但是,差异分析和交叉分析也表明,目前政策存在结构问题。虽然政策逐步关注农村乡镇的教师能力建设和教育基础设施保障问题,但在深化阶段体现出与城市关注比例不均衡的现象。此外,深化阶段农村地区的信息化设备支持关注度,与教师ICT能力和数字素养的提升存在不均衡情况,表现出设备到位,教师能力跟不上,以及资源浪费和闲置问题。2022年是新课标发布元年,教育变革进入数字化转型阶段,教师能力和素养成为转型的“钥匙”。新课标强调实践性、应用性、创新性,核心素养贯穿教学主题、项目、活动内容,跨学科实践驱动教学方法变革。但是,在政策文本中的教师能力建设指标覆盖率与新课标之间存在一定鸿沟,需要进一步反思政策实施如何加持新课标落实。

  基于上述思考,本研究从有质量的培训、有协同的教学实践、有温度的保障支持等方面,提出以下建议:

  1.教师数字素养提升,推进教师数字能力发展

  近年来,教育部大力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改善教师数字化教学的“应用鸿沟”。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流程再造中,教师能力不会自动生成。因此,需要有意识地从根本上帮助教师形成应用意识,提高教师对数智应用的接受程度和迁移能力,改变浅认知、低接受、应用刻板等问题。建议根据教师教学能力与教学经验分层设计培训课程,构建初阶到高阶的数字能力应用课程体系,利用混合式学习和异步学习的方式,结合实践应用深入到教学活动环节中,浸入式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

  2.落实有协同机制的教研活动,加强教师学科能力

  从政策文本来看,教学能力容易被忽略。教学能力涵盖教学设计、情景设计、跨学科设计等。新课标明确提出所有课程内容的整合性,对跨学科内容要求实施不少于10%课时的跨学科主题设计学习。教师教研是提升教师能力、增进同伴交流最直接的手段之一。由于存在一定信息差,新课标和新教材在教学一线很难贯彻和实施。这种信息差不仅存在于教研组之间,还存在于学科专家和一线教师之间的互动当中。因此,需要推进教学、教研和培训之间形成贯通体系,同时借助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促进教师研训一体化和常态化,形成优质教研活动推广案例。

  3.扩大有温度的保障覆盖面,缩小城乡差距,建立激励机制和晋升通道

  政策供给力度增强是当前教师教育政策发展的重点之一。从分析结果来看,针对乡镇的政策还需加大力度,继续发挥政策优势,师资流转,资源开放,运用好信息化手段辐射优质资源。首先,落实多方措施提升教师待遇,同时借助信息化建设完成教师岗前与职后培训,并将教育实习分配和国家师资资源短缺现状进一步结合考虑,开展“顶岗”“师徒制”等方式,将师范教育和教师发展结合。其次,建立更规范化的晋升与考核制度,如教师资格制度、岗位聘任制度与结构工资制度等来保障教师队伍的专业性。最后,提供优秀教师进修直升通道和职业培训机会,给有教育情怀的教师更大力度支持和宣传,确保乡村教师资源的稳固增值。

  4.普及应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建设有质量的教师培训工程

  2023年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陆续上线“基础教育精品课”“数字化精品课堂”“实验教学精品课”“实验教学说课”“科学公开课”“给孩子们的大师讲堂”等优质资源,成为教师日常教学可选用的高质量数字化教学资源。因此,应鼓励教师应用数字化资源,学校和区域自组织深度实践和探索基于平台的备课、教学、评价、研修等场景应用,加快形成基于国家平台的教、学、管、研等典型场景示范。

  此外,政策的适切性需要进一步提高,尤其在教师培训和发展需求方面。职后教师的培训项目越来越多,如何设计和建设有质量的教师培训,以点带面,以面带动发展,是教育研究者需要思考的问题。数字技术正在以新方式融入各个领域,教师数字素养和信息能力将更加高效快捷地帮助其事半功倍。有质量的师资培训不是给一线教育增添培训负担,而是基于能力和素养提升指标,结合更多的实践案例更加生动展示培训内容。高校研究者、各级教育管理单位需要注重彼此协作,成立教师联盟,开展案例分享和交流,打造联盟平台,为教师提供自主学习路径,充分推广和应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集高质量的优质资源。首先,将更多好的培训内容纳入教师考核和绩效范畴,为一线教师带来稳定保障。其次,加强高质量培训体系的理论研究,教育管理部门和高校研究协同,增加课程质量的监管和内容制定,逐步将理论研究下沉,落实到一线教师的日常教学行为中。最后,调整职前教师培养方案,避免弱化学科知识和专业的割裂,与中小学教育目标衔接,夯实专业素养与教学基本功,让优秀的人培养更优秀的人,推动“强师计划”和“国优计划”。

六、展望
 
  教育系统全面推进数字化转型战略,教师是关键。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开展高质量教师职业培训工程、不断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是落实政策的具体实践方法。本研究基于政治工具视角,对近10年教师政策文本进行系统分析,揭示教师能力建设的不同发展阶段和差异,反映教育数字化工作落实的城乡关注度和教师素养提升情况;同时,结合教师能力、素养、保障机制三个方面,为基础教育师资建设路径提出建议。本研究今后将继续深入研究教师教学能力、素养维度,开展教师多维数字画像,为个性化提升教师能力提供可视化路径和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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